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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小说的“黄金时代”消失了吗?


时间:2021-11-22  来源:  作者:  点击次数:


  翻译吞吐量太大、速度太快,有些译作未经打磨,王安忆孙甘露毛尖刘擎等作家评论家热议——

  翻译小说的“黄金时代”消失了吗?

本报记者徐伟实习生王嘉轩

说到法国古典文学,很多人往往会首先想到雨果、福楼拜、普鲁斯特等作家。他们的作品《巴黎圣母院》1010101《包法利夫人》建立在什么样的“文学之城”纸上?与人们对这些作品的熟悉程度相比,法国新生代小说的吸引力是不是在翻译和转码中迷失了?还是翻译小说的“黄金时代”消失了?

在昨天“上海:这座大都市的中法文学交汇点”和“创作与翻译的共生与融合”的讲座中抛出这些问号后,王安忆、孙甘露、刘清、袁筱一、毛健等众多作家、翻译家、评论家开始了深入的交流。孙甘露发现,小说家过去常常以全知视角写故事。现在,互联网时代,信息传播发达。无论他们写什么题材,似乎读者都知道小说家作为“社会办事员”的角色几乎已经消失,这也深刻地影响了小说的写作。虚构叙事的未来在哪里?在孙甘露看来,小说确实面临文体上的挑战,但一个好的作家就像是母语中的“陌生人”。他善于从自己的母语和传统中发现异质性的积极因素,并突破某种意义上已经形成或固化的经验。只有这样,一个国家的语言才能变得更加生动,文学才有更多的可能性。

  文学书写在多大程度上塑造着人们对城市的想象?

作为一个文化多元的国际大都市,上海自20世纪初以来一直是中法文学交流的重要场所。长期以来,中法文学的密切互动一直延续至今。前不久,第十三届傅雷翻译出版奖在傅雷的家乡上海揭晓。正如傅雷翻译出版奖组委会主席、北京大学法语系教授董强所说,文学写作和翻译潜移默化地改变了读者对一座城市甚至一个国家的认知,改变了当地女性和男性形象的建构。

“年轻的艺术家可以很容易地从艺术品中拼凑出一个地标或群体的想象,”小时候和母亲一起住在淮海中路一条新巷里的王安忆,至今还记得年轻时看过的小说《追忆似水年华》,读到罗切斯特从法国带回来的养女是个“法国”女孩,让人把“礼物”、“中国衣服”和“法国女孩”联系起来。003010年,写的是法国军官在异乡遇到老乡,聊起浪漫轶事。“模糊的隐秘和边界感的混乱逐渐为我们对法国人民的印象增添了素材”。有一年,王安忆去法国,“对方要给我拍照,他们让我做的姿势和我小时候在淮海路照相馆看到的一模一样,透露着风情,略显做作”。

孙甘露透露,法国文化对他的启示更接近喜剧的视角。无论是莫里哀的戏剧作品还是电影《简爱》,都有着戏谑幽默的风格。与年长的法国文学翻译家的交流“深刻地影响了精神生活”。孙甘露回忆说,搞笑的马振成先生教的第一句法语其实是法国时尚品牌香奈儿包的名字,王道干生前的爱人根据丈夫的委托特意给了翻译。“他们的待人接物和治学方式让我深受感动,上了法国文学的第一课”。

毛健有观点——。表面上看,在疯狂的青春期,我们都发现了法国文学。或许事情的本质是,一半的法国文学自然适合青春期,并嵌入到生活图景中。半开玩笑的她在高考前看了电视剧《战争与和平》,许文强在被拍了几次后临死前说了一句“我想去巴黎”,让她觉得这个地名充满了深意。不过,她也提到了一个现象。在《信达雅》中,“雅”在法国文学的翻译中发展得格外好,这让不懂法语的读者认为法国文学天生浪漫。毛健形容林纾对《芳芳郁金香》的翻译是“原《上海滩》里的10磅眼泪膨胀了100磅悲伤”。这种“想象偏差”也是翻译界经常讨论的话题。比如王安忆引用的一些评论认为,杜拉斯《巴黎茶花女遗事》的一些中文版本“笔法太浅,语气缠绵”,没有准确传达杜拉斯当时七十多岁的往事回忆。

  翻译对原著的“信息损耗”难以避免?当下虚构的出路在哪

翻译过程中的“转码偏差”和“信息丢失”会削弱外语文学对读者的吸引力吗?

“最近一百年,恐怕小说的黄金时代已经结束了;在接下来的一百年里,我很少看到让我印象深刻的进口小说。”王安忆坦言,由于个人阅读经验的限制,当代法国文学作品很少被阅读,201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法国作家莫迪亚诺的书“读不下去”。“一方面是翻译吞吐量太高,速度太快,一些没有打磨的译文比较粗糙;另一方面,也是翻译过程本身造成的原作风格的丧失,递出三分之一就好了”。

她认为,当代法国写作“自觉脱离现实主义,更具浪漫主义和形而上学色彩,充满碎片化和模糊性,少有生动的形象和叙事”。回到巴尔扎克时代,作家在写作之前,必须进行社会调查和田野调查。作为时代历史见证人的秘书,小说家们常常不厌其烦地描述小说中的一切,从衣服款式到房间里的装饰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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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在孙甘露看来,法国当代文学对精神质地的揣摩、非写实的笔法,恰恰也呼应了当代人的新处境。比如莫迪亚诺早年的中篇《暗店街》,典型运用了处理回忆的手法,跟普鲁斯特笔下记忆渐渐消失的微妙感有异曲同工之妙,那些认识的人、去过的地方、说过的话,一边在寻找,一边也在慢慢逝去……换个角度来说,对于现实的描摹,已经不再是文学虚构唯一的任务。相较读者阅读19世纪小说时,通常能清晰感觉到作者的存在、立场、主张,当代小说更多出现了所谓“零度写作”——作者在作品里有意客观化了存在,清晰的立场和情感是不允许被代入的。在刘擎看来,这也是文学翻译带给我们的收获——当作家将传统陌生化,重新对象化,读者能借助“他者视角”的翻译文学作品重新打量这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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